从1998年开始，中国上市公司开始公开披露高管年薪，口径是三位最高收入的高管的年薪之和。一般来说，收入最高的前三名中，往往包含了董事长和总经理，因而这个数据基本上能够表达企业最高管理者的收入状况。1998年，高管的平均年薪为51761元，到2001年，增至11.6万元，即4年增长1倍。

      到了2006年，在已披露2006年年报的1254家上市公司中，高管个人平均年薪为16.28万元，比2001年只增长40%。但是显著的特点是，公司高管之间的薪酬差距拉大了。中国平安以7464.85万元年度报酬总额成为高管最高薪公司。紧随其后的是中国银行是3211.33万元，排名第三的是S深发展，高管年度报酬总额为2932万元。从总经理职务角度统计，最高的为中国平安，年度报酬1338.2万元，是最低者1.2万元的1115倍。

      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是什么在决定CEO或者公司高管薪酬？为什么同样销售额或利润水平时，CEO或公司高管的收入却大不一样？

      在我们的印象中，薪酬应当是一个人对公司贡献的评价，一个人为公司贡献的评价。实际上，这个结论只存在于同一家企业，在不同的企业，薪酬实际上与一个人对企业的贡献并没有线性关系，比如说，在同样利润贡献的情况下，完全可能利润少的总经理比利润多的总经理的薪酬高很多。

      比如专业期刊《阿尔法》公布的2006年世界顶尖级对冲基金经理的收入调查显示，25名收入最高的对冲基金经理去年平均年收入比上年狂涨57%，达到5.7亿美元。其中，Renaissance Technologies公司创始人詹姆斯·西蒙斯以17亿美元的收入高居榜首；Citadel投资公司创始人肯·格里芬和ESL投资公司的创始人爱德华·兰珀特以14亿美元和13亿美元的收入分列第二和第三位。广为人知的索罗斯，以9.5亿美元收入排名第四。

      而《福布斯》2006年公布的美国500强企业CEO薪酬排行榜前十名中，第一名是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才有 6.47亿美元，戴尔公司CEO迈克尔·戴尔(Michael Dell)排名第六，为1.53亿美元；思科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排名第十五，为7133万美元；AT&T首席执行官爱德华·惠特克排名第二十五，只有4225万美元。

      我相信，没有人认为苹果公司的史蒂夫·乔布斯，戴尔公司CEO迈克尔·戴尔，思科首席执行官约翰·钱伯斯等等这些世界一流CEO，创造的价值会比那些基金经理少，但为什么他们的薪酬大大不如那些顶级基金经理，三个苹果CEO的薪酬才顶一个基金经理呢？

      答案在于资源使用效率与制度设计。沃尔玛的利润有几百亿美金，但沃尔玛的员工有超过两百万人，在全球有成千上万的大买场。所以人均利润并不高，而且占用了大量的有型资源，而同样的人均利润，可能几万个沃尔玛员工不及一个基金经理！这就是基金经理薪酬为什么如此高的原因！

      另一方面，越是依赖有型资产创造的效益，其制度安排相对越简单，工业化复制越容易，管理的难度就会小一些（薪酬自然就少）。而越是依赖无形资产创造的效益，其制度安排越复杂，工业化复制越难，管理的难度就大一些（薪酬自然就高）。这一点也可从行业的统计数据得到证明，在22个行业中，高管人均年薪最高的是金融、保险公司最高，达到75.76万元；最低的是木材家具行业与纺织服装行业，仅为8.81万元与11.56万元。

      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从量上看是企业规模（硬件），而从质上看则是制度设计与人力资本，这就是为什么发达国家的资产主要是软资产，如金融，保险，投资，软件等等，而发展中国家则主要是硬资产，如家电，纺织，机械制造等等。

      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富豪主要出在房地产与制造，这类行业产生的富豪是典型的权力与资源依赖型的富豪，富虽富矣，但财富的质量并不高。而美国投资公司高盛2006年全部员工报酬约为164亿美元，也就是平均每个员工62.2万美元，这才是真正的高质量的财富。所谓的中产阶层，不是靠苦力做出来的，而是制度与智力投资的结果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