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相当一批企业家实际上从来没有经营过职业经理人，我们的文化与历史也从来没有这种遗产，所以相当一批所谓的企业家在现代商业逻辑面前仍然是个“学生”，远远称不上“家” 。在这种时候，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真正需要强调的可能仍然一些基本的底线，企业之所以为企业的商业逻辑底线，这些底线所表明的无非是两件事：第一，市场公平的成本收益率意味着你需要有“与时俱进”的赢利能力去支撑你的企业，二，对违规者的惩罚机制意味着今天的惩罚与昨天成功是因果关系：环境变了，可你做事的方法却没变，所以昨天的成功经验就成了今天失败的原因。

      权术思想即是一例。为什么国有企业的经营者对权术比对管理更热衷？主要的根源可能在于我们大部分身居管理位置的领导者，是从行政权力的机制下选拔出来的，不懂权术的人是不可能从这场“马拉松”式选拔中获胜的，这类“企业家”差不多都可能称得上半个“政治家”。不过如果我们将企业家素质问题都归结为这种体制的作用，无疑过分夸大了制度的作用。事实上我们随处可见民营企业家对权力近乎痴迷的崇拜。从文化层面上讲，我们的文化传统中缺乏一种建立在逻辑分析基础上的管理思维，过去的商人都是用“胡雪岩式”的政治思想来经营“商号”，在这种传统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家”都可以称得上是都是“权术高手”。

      目前相当一批企业家脑子中的权术思想，与现实要求中的国际化规范化管理要求之间的矛盾，构成了当前种种冲突的根源。基本的区别在于，管理是一种对事物运行规律把握的技术，而权术是对人际关系进行把握的技巧。管理无疑需要某种权术来增加综合和协调能力，但权术却会将企业运行变成个人利益的游戏。管理的出发点是事的顺序，而权术的出发点是人的服从。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真正独立于官僚体系的组织，所以只有适用于官僚体系的权术，而没有适用于独立组织之管理。从古代中国任何一个优秀的思想家那里，都找不到现代管理的根本规律，这点恐怕是那些热衷于以史鉴今的人们想不到的。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改革开放这二十多年最大的成就莫过于有了更多选择的自由。不仅是商品选择自由，同时还有职业选择自由，财富获取方式的选择自由。在我看来，这种选择自由的意义不仅意味着宏观经营环境的改变，更意味着中国企业家依赖权力管理企业的终结，或者说是依靠制度和发掘智力管理企业的开始。我建议那些愿意接受挑战的企业家到中关村好好走几天，这样会对未来十年后这群人的成就有一个比较，也才会对目前面临的变革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所以一个人的过时并不是他懂多少，而在于他是否过于看重和留恋拥有的权力—-那是过时的力量。与世界一流公司的差距其实也就在这里：HP能从一个经营设备的公司，成为计算机巨头，关键在于其倡导的积极进取的创新文化，而不是技术领先。Cisco能够称霸网络的原因，并不完全是Cisco垄断路由器技术，而是强调今天的Cisco已经是一个以沟通消费者为竞争优势的公司。

      这就是商业逻辑的底线：保持组织的创新与对消费者导向追求，是“与时俱进”的前提与持续发展的源泉，而抛弃权术思想，拥抱管理时代才能获得“否定之否定”式的上升。而这一切只不过在重复着一个基本的道理：没有任何一个企业能够通过某个人的力量获得企业持续的发展和强大，所有的发展和壮大都是对规律遵从的结果。历史会记住，进入WTO的2002年标志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快速淘汰一切过时事物的速度社会，对于那些不愿意直面未来的人，那却是悬崖。这正象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Peter Drucker)所说的那样：不论一个人的职位有多高，如果只是一味地看重权力，那么，他就只能列入从属的地位；反之，不论一个人的职位多么低下，如果他从整体思考，负起成果的责任，他就可以列入高级管理层。